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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谟佳【蒋能编著《觉醒与回声——纳雍诗人访谈录》(2017,团结出版社)】 左安军:他者之我与无数人之我-左安军

徐谟佳【蒋能编著《觉醒与回声——纳雍诗人访谈录》(2017,团结出版社)】 左安军:他者之我与无数人之我-左安军

徐谟佳左安军,穿青人,1991年生于贵州纳雍。毕业于四川大学,2012年4月发起创办民刊《途中》并主编该刊。著有诗集《第三人称的我》(2014,自印),传记《乐与怒:黄家驹的一生与Beyond的光辉岁月》(台湾《传记文学》连载中)。
访谈录:“他者之我”与“无数人之我”
蒋能:请问你最初是怎样结缘诗歌的?
左安军:我总觉得是冥冥中注定,大概在我十二三岁时,读到高中课本上的新诗,就被吸引住了,好像还模仿写过几首,然后把它们敲到家里没有联网的电脑上,那种感觉真的很好,很有成就感和满足感。不久可能是因为没有阅读资源,没有人指导,没有志同道合的同龄,就没有写了。我模糊记得初中的时候彭华章老师偶尔还在课堂上给我们读诗之类的,我们主动帮他们几个写诗写散文的老师把手稿录到电教室唯一的一台电脑里,大家都有一种窥探的好奇心;我有没有帮忙打过字已经忘了,但至少是站在旁边观望过。
高中时偶尔还会到报刊亭买《散文诗》杂志,不过三年下来都没有超过十册,那时候小县城的报刊亭里就有这份杂志,最近几年却找不到了。虽然有时候会去读一读,但因为没有人倡导,加上学习时间比较紧迫,所以并没有动笔去写,可能也没有想过自己写诗这回事。在高二的一堂作文课上,朱贞文老师说那次作文不限体裁,于是我就写了一首小诗交上去。作业发下来,老师给了我优等,还在在课堂上夸赞了一番。这是我高中唯一一次写诗。
刚进入大学时,大概早就把诗忘得一干二净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对未来感到迷茫,便逐渐产生焦虑情绪。时间久了,心中就积郁着很多东西。大一下学期的时候,天气变得很闷,焦虑越来越严重,有一天中午翻去覆来睡不着,便在手机上写了一首诗发到空间,同学们纷纷前来赞扬,这让我释放的同时得到一点满足感。之后又陆续写了几首。有一天室友对我说,你喜欢写诗,我弄一些诗集给你看,于是他给我几本电子书,我把它们打印出来,读着读着我的灵魂像是被打开了一样,一发不可收拾。那个暑假我在学校图书馆看了一个多月有关诗歌的书籍,突然发现诗的语言是如此富有魅力,读每一行诗每一句话都是一种极大的精神享受。之后我的写作就开始频繁起来。真的很感谢诗歌,是它让我找到自己。
蒋能:诗歌令人心地善良,诗歌让人明心见性。漠血说:“诗人的良心是一种免费的政治,因为我热爱诗歌,所以我是好人”。“鸽子花城·诗乡纳雍”2017年纳雍县新年诗会上,居一表示,诗歌让他赢得生命,诗歌让他获得爱情。空空甚至一度“诅咒”自己是“患上了一种千年绝症”!
诗歌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在这个商业化、碎片化的虚无主义时代,你如何看待“诗歌精神”或者“文学精神”,一个诗人、作家在精神及物质的需求上,表现得与常人有何不同?
左安军:诗歌对我来说就是生命的需要和内在动力,是我身体的一部分。难以想象没有诗歌的我会是什么模样。
所谓的“诗歌精神”,大概就是不同流不合污,有独立的人格、自觉的思想、不断探索的勇气。如此看来,在今天完整的“诗歌精神”已经很匮乏,很多诗人无论在气质上还是行为上,都是极不合格的。独立是成之为诗人的先决条件,但现在很多作家、诗人已经软骨,一副谄媚的嘴脸,人的尊严消散殆尽。
我觉得诗人、作家和常人一样,都需要物质的保障和精神文化的滋养,他们并不会显得比常人高贵。常人也有其他方面的精神源泉,并不仅仅只有文学只有诗歌能提高人的精神境界。相反,有一些诗人、作家还不及常人诚实厚道。适当的困境也许能够增强艺术家的韧性,但对于那些脆弱者,也可能是绝境。我觉得这些都要因人而议,没有什么规律可言。
蒋能:你在自印诗集《第三人称的我》的序言《告别赠言》中说:“她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生命的汁液,记忆的钻石……写作,就是始于这样一个告别仪式!”看得出来,你是一个擅于总结,并不断“告别”自己的人,书名“第三人称的我”是否正是对自己阶段性的回望或命名?请你介绍一下《第三人称的我》,你现在如何评价这部诗集及这个写作阶段?
左安军:这个所谓的“第三人称的我”其实是一个“他者之我”,一个“无数人之我”。这个名字算是我对人的多重性的思考。《第三人称的我》印刷于2014年4月份,收录了此前三年保存下来的全部作品。里面有一部分诗我还是比较满意的,不过现在有一部分被我剔掉了,我觉得不应该让那些自己都不满意的东西浪费纸张。当时的写作状态比较好,诗歌常常在半夜找上门来,写得比较流畅,心思也还比较宁静,但同时也要付出健康的代价,不过我觉得很值得。
蒋能:民刊,因为民间,所以独立。你在四川大学读书期间,创办并主持民刊《途中》,2014年12月《途中》被《中国诗歌》杂志评为“2014年中国十大民刊”,获得肯定。请你介绍一下《途中》。
左安军:在我正式开始写诗一年左右时,积累了一些作品;虽然我当时基本没有投稿,但还是经常会去图书馆翻阅文学期刊。可是看得越多,对上面的作品越感到不满。所以就产生了创办一份杂志的想法,希望能够和几位同人发表自己的诗歌,一方面是为了传播自己的作品,另一方面又带有某种反叛、对抗的意味。和大部分民刊不同的是,我们没有宣言,也没有什么所谓的理论。处在一种半自觉的状态。
刚开始我想出几个乱七八糟的刊名,大家都觉得指向太明显,所以被否决了。没几天灵光一闪便想到“途中”这个名字,大家都觉得很好,所以就开始用这个名字去编排创刊号,那时候是2012年4月份。第一期只发了四个同人的作品,资金也是我们自己出的,好像只印了80册。编排和封面都很简单粗糙。不过现在看来还是很感动,因为里面都是激情和真诚。很多不写诗的朋友看到我们印了诗刊,都不明就里的给予赞扬,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一种很大的鼓励。
刊物印好之后,我们联系到学校的一个诗社,请他们帮我们做一个创刊号发布会。我大学时没有加任何文学社团,但有时候还是会去参加他们的活动,所以提出请求他们还是很积极很乐意帮忙。所谓的发布会就是在一个大教室,大概有二三十个人,坐得稀稀洒洒,朋友、室友也来捧场。《途中》就是这样面世的,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很有意思。《途中》第二期才开始向外界征稿,同样是我们自己掏的钱。第二期朗诵会在我们学校图书馆前面一个叫知识广场的圆形大草坪上举行,参加的人员有来自成都几所高校的诗友,以及一些经常支持我们,但不写诗的朋友。
在准备第三期时有朋友说想资助我们,我们接受了他们的支持。经过朋友的介绍,朗诵会的阵地也开始从学校转移到酒吧。那些酒吧的吧主也写诗,对年轻人很支持。他们为我们免费提供场地,免费提供酒水,加入到我们的朗诵中来,非常热情。前来捧场支持的读者、诗人、大学老师也越来越多,小酒吧被挤得水泄不通,一些搞民谣的朋友也被邀请来现场助阵,朗诵会因此变得很有活力。第三期之后一直是这样,直到2015年夏天我离开成都。
《途中》被《中国诗歌》杂志评选为“2014年中国十大民刊”完全出乎我的意外,这同样是一种激励。我觉得《途中》在众多的民刊中并不占什么优势,因为我们没有发名家的作品,没有进行宣传,没有精美的印刷设计,刊发的作品大部分都是大学生所写。除了第一期,之后的印量也只有200册。但无论如何,我还是非常感激《途中》,是她让我体会到人情冷暖;感激诗歌,是她让我看见所谓诗坛的纷繁复杂,并时时警醒自己,努力做自己想做的事,保持独立,远离圈子。
蒋能:一份刊物的性格,往往取决于主编的性格。因为《途中》,你们有了自己的诗歌团体,这让我联想到某些群体,比如“纳雍诗群”。你作为《途中》的创办者、主持人,认真经营《途中》并在全国民刊中表现得非常出彩,那么“纳雍诗群”是否可以借鉴一些《途中》的“经营”经验?
左安军:我觉得《途中》算不上出彩,只是我一直在坚持自己的立场,没有让她像某些民刊那样变成烂摊子,或者高调出场,昙花一现草草了事。平心而论,《途中》真没有什么可以供“纳雍诗群”借鉴的,反面经验倒是有一些。“纳雍诗群”可以说是一个奇观,就它的规模和自发性来说非常值得重视。但要让“纳雍诗群”创办一个什么刊,那大可不必。因为群体会让个体迷失,让个体丧失主动性、独立性。当它作为一个群体推出并开始产生影响时,纷争也会伴随而来,会导致一些品质的消退。所以我觉得目前这种星罗棋布的现状还是比较好的,时机成熟大家出出集子更有意义。
蒋能:在这个网络化时代,诗歌显得异常繁荣,加上新时期“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政策背景,导致一些非常糟糕的文化现象。你如何看待当下的中国诗坛、诗人及诗歌?
左安军:当代中国诗坛太热闹,太喧嚣,大众对诗歌的态度和认识却恰恰与此形成鲜明的对比,有点冰火两重天的意味。诗歌明明已经衰败,诗人们却热衷于炒作、追逐虚名浮利,用各种噱头制造话题,这不仅败坏诗歌生态,也引来大众对诗人和诗歌的偏见和误解。低门槛的写作和发表方式,让诗歌泛滥成灾。诗歌奖遍地开花,却鲜有实至名归。旅游胜地诗歌竞赛频繁登场,诗人蜂拥而上。写作者自我膨胀,无良者极力将垃圾鼓吹成经典。很多没有定力没有思想的年轻人东摇西晃,早早就丧失坚硬、独立的人格。
八九十年代中流砥柱的诗人们如今已成为诗坛的掌舵者,有些功成名之后不是站出来继续贡献才华和良知,反而是到处走场子,当大牌,贩卖诗歌,基本的操守丧失殆尽。文学期刊衰败已成定局,诗的读者本来就少得可怜,更不用说让人掏钱为诗歌买单。有的野心家甚至耍小聪明用投资者的钱来打造诗歌盛世,发高额稿费办高排场活动。等到别人撤资的那一天不知道他们会用什么方式去圆他们当初的谎言。
但话又说回来,上面这些只是大环境中的主流,还有少数的诗人在默默坚守着他们的个人阵地。中国诗歌的希望不在中心也不在诗坛,在边缘,在冷寂之处。我们依然对他们满怀期待,否则就不用说那么多了。
蒋能:2017年9月,素有“民国史长城”美誉的台湾《传记文学》杂志以“特稿”方式推出你的长篇传记《乐与怒:黄家驹的一生与Beyond的光辉岁月》,请你具体介绍一下这个过程。
左安军:高一的时候我开始爱上Beyond的音乐——是爱,不是一般的喜欢;他们的音乐非常符合我那种黑暗、迷茫的青春心境,为我提供了很强烈的情感抒发和精神寄托。进入大学我依然在听他们的歌,同时也读到很多关于他们的资料,但后来我发现那些资料极其浅显,还有很多重复,让我很失望。有一次我在书店看到一本关于家驹的传记,内容都是网上复制粘贴下来的,错误百出,非常令人恼火。后来我又看到这本书,勾起我此前的不满。所以我决定自己去写一本Beyond传记,写一本真正的传记,一本让自己满意的摇滚传记。
2014年底我开始收集整理相关文献资料,之后又采访了一些Beyond历史的见证者和参与者。2017年5月左右的时候初稿大概完成,我给台湾《传记文学》写去咨询邮件,第二天就得到编辑部的回复。我把第一章的定稿发过去给他们看,一个多月以后他们就同意在上面连载,然后我依次修订完成各个章节,跟进连载进度。详细介绍可以见《<乐与怒:黄家驹的一生与Beyond的光辉岁月>初记》。
跟台湾杂志的来往,给人印象非常强烈。他们有一种真正的人文品质:真诚、热情、负责、谦和。他们完全是以平等、服务的姿态对待来稿者,没有高高在上盛气凌人的架势,这和大陆如今的期刊生态比起来,真的是天差地别。此前给《创世纪》诗刊投稿,编辑部也是第二天就回复我,他们的回复都会有个人姓名落款和祝语,我查了一下,给我回复是七十多岁高龄的诗人辛牧,让人肃然起敬。
在《传记文学》上连载,每次编排前主编都会把校对稿发给我确认一下,有时我也会顺带再修改个别措辞。让我非常惊讶的是,每篇文章主编都会仔仔细细核实文中出现的人物、地名等等之类的中英文信息。有一次让我特别感动,就是在第四回连载时,主编因为查不到一个我提供的人物英文名,他就用常见的粤语发音的英文名替换了我写的那个英文名,他传回来让我确认时,我忘了写有那个英文名的资料放在哪里了,所以就同意了他的修改,那天是周五。两天之后我突然找到了那份资料,便急急忙忙把它发过去,问主编杂志电子版是否已经送到印刷厂,如果没有送去的话麻烦帮我把英文名改回原稿,因为后面还有很多章节会写到那个人物,粤语发音的英文名不便简称。周一早上他很早就给我回邮件说电子版周五已经发给印刷厂,无法修改了,并建议我在第五回连载内容中依然沿用原稿英文名,加一条注解就能解决。几天之后我给他发去第五回定稿,按他之前的建议添加了一条注解。他很快就回复我说,不用再加注解,那个星期一下午他跑到印刷厂把那一页撤换成原稿了。我真的非常感动也非常抱歉,他居然为了作者的行文流畅,亲自跑到印刷厂去换版。
蒋能:你一般在什么状态下写诗?主要进行哪些题材的诗歌创作?发表了哪些作品?获过哪些奖项?参加过哪些重大文学活动?
左安军:只有当诗歌来找到我的时候我才会动笔写诗,我只是诗歌外露的工具。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我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让身体放松下来,和诗歌融合。写诗就像锻炼内功,那种力量就藏在身体里,它既有主动的一面,又有隐形的一面。主动就是思想的自觉;隐形就是所谓的技艺其实是一种内在功力,属于无形的东西。我的诗歌主要倾向于思辨,目前题材方面的运用还不尽人意,还比较窄。不过我相信会慢慢拓展,尝试更多陌生的领域。
我发表的诗歌不多,只是近年断断续续发了《第三人称的我》中的大部分作品。2014年《当代教育》推了我的一次专栏,从那时起才开始正式发表、给外界投稿。刚开始投稿那两年根本投不中,别人也不怎么待见,但当我开始有点小名气(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名气),发表就稍微顺畅些,有些人会说你最近的诗歌不错,事实上那些都是我的旧作。我觉得很可笑。其实这些发表都不值一提,写出真正让自己满意的作品来比什么都更令人振奋。
我没有参加过什么重大文学活动,也没有获过奖,因为我不和诗歌圈来往,不写应景的东西,加上我也还没有正式出版诗集,作品也还比较少。现在诗歌奖、诗歌杯、诗歌比赛遍地开花,但在我看到很多奖都没有落到真正有实力、真正需要扶持的诗人手里。相反是很多都是被富人、熟人、美人、伪诗人拿走。之所以拒绝写应景的东西,是因为我觉得一旦屈从于金钱和权力,诗人就会变得势利,两面三刀,说假话说空话说套话,这恰恰背离了诗歌的核心精神。可以给我发奖金颁奖项,我不会拒绝,但要我去做低下头去讨好任何组织任何人,我做不到。我希望做一个旁观者,在诗的内部,在人群之外。
现在人们似乎比较喜欢用是否发表、是否参加什么诗会、是否作协会员、是否获奖之类的名头来评判一个诗人的水平,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平庸的表现。因为他们缺乏品味、缺乏判断力,他们只好通过加在诗人身上的标签来给自己导航。这确实是读者的可悲,也是诗人的可悲。这些东西并不会提高诗人的写作能力,相反很可能会让人负重前行,越来越偏离诗的正轨。
蒋能:在你看来,一首好的诗歌应该具备哪些条件?请你谈谈自己的观点。你最喜欢自己的哪些诗歌?
左安军:首先最起码的是真诚和自然。诗是一门心灵的手艺,而不是技术的手艺。现在很多人把写诗当作一门技术来操纵,诗歌似乎成了竞技场,大家都要比比谁的技术更好,谁的技术样式更多,谁更能走极端。尽管这种写法扩展了诗歌语言和空间的可能,但他们往往表现得很拙劣,诗歌中显露出非常重的人为痕迹。看到太多诸如此类的东西,实在令人作呕,根本提不起半点阅读兴趣。一首好诗应该具备的条件,还有创造力。创造力让一首诗表现得与众不同,让一首诗闪闪发光,这才是诗的价值所在。当然啦,还有很多其他要素,得具体分析,不能剥离诗来谈论诗,否则我就是在提供诗歌标准,在教别人如何写诗。
目前我对自己的作品比较喜欢并且满意的有三十四首吧,我简单列《世袭》、《游牧民族》、《穿过河流》、《我们》、《醒来》、《独唱》、《时间之外》、《深夜来访》、《乡愁蓝调》、《影子的囚徒》、《我是穿青人》、《上吊的二爷》这几首,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去找另外的诗歌来阅读。
蒋能:你如何评价纳雍的现代诗歌生态?你认为纳雍现代诗歌在贵州处于什么位置?在全国处于什么位置?做出判断的理由是什么?你认为纳雍现代诗歌存在哪些短板?应该如何扬长避短?需要朝什么方向发展?
左安军:纳雍诗歌的氛围挺不错,大家都很有热情,办刊、做活动、出集子,前辈们对后生也很关心。大家若即若离,不至于走得太近形成小集团。之前有一种传闻大概是贵州诗歌看毕节,毕节诗歌看纳雍,尽管这种说法有些片面,但还是可以看得出纳雍诗歌在贵州的重要性。在全国影响力就比较弱了,因为我们缺乏强有力的作品和影响。
纳雍诗歌的短板,大概是视野不够开阔、创造力不足、题材相对老旧等等之类的吧,这个问题很难说。大家存在明显的气质差异,根本没有一种既成的模式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把自己擅长的发挥到极致就好了。关于发展方向,可以尝试去突破短板,让纳雍诗歌升上更高的台阶。
蒋能:你认为纳雍有哪些代表性诗人?你将他们列为代表性诗人的理由是什么?
左安军:虽然诗歌有好坏优劣之分,但每一个诗人、作家的作品都有他不可取代的一面,谁也代表不了谁。代表就意味着用一些人去忽略另一些人,让一些人成为垫脚石去架高另一些人,这是很残酷的。我们已经被代表得太多了,所以提到代表我们都应当警醒。纳雍前辈们的诗我读得比较少,缺少深入广泛的了解,我相信读者会有他们自己的判断。
我关注得比较多的是90后诗歌,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在我的视野范围内,目前纳雍90后在坚持写诗的大概有汪常、鲁海、陈再雄、陈喆,以及近年才开始的周青松、离锦、陈芳芸、张雪、李旭东等。鲁海和陈喆都比较勤奋,写得比较多。汪常和陈再雄面临工作压力,创作量相对在减少。其他几位我读到的作品很少,希望他们持续写下去。
蒋能:你对“诗乡纳雍”文化建设有何看法和建议?
左安军:所谓“诗乡”建设,在我看来有很多意识形态比拼的色彩。政府部门需要宣传的时候,把大家召集在一起,打一个牌子出来贴一贴文化的金。秀场一结束,就撒手不管。我觉得建设纳雍诗歌也许还要实际一些,等纳雍诗歌建设起来,诗乡也就随之建立起来了。真正的诗人并不会在意有没有“诗乡”这个美名。当然,有对家乡来说是锦上添花,光彩无限,推动家乡文化经济发展。但要真正进行诗乡文化的建设,并不仅仅是民间的努力,还需要政府部门重视,尊重诗人作家,给予适当的经济支持和帮扶,而不是把他们当成招揽门面的棋子使唤。
纳雍诗人对诗歌都是满腔热情,对后生关怀颇多,我觉得这跟那块土地的原始和质朴有很大关系,希望一代接着一代继续发扬这种优秀的诗歌传统。
北京,2017年12月